明天晚上坐火车回家，我的五一长假就算开始了，车票是从别人手里买的，不知真假。每次放假买票都是老大难问题，假期还没来，买票就先把人折腾得筋疲力尽。
有几天不能更新博客，下午去医院，医生说是扁桃体发炎，因为明天离京，不能打点滴，就开了两盒药。医生当时只是说这个药比较好，我也没在意，回来才发现三片一盒，九十多块钱，吃了一片，也没觉得有什么效果。小炜哥说我在浪费公司的钱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社保和保险公司买单，可开了这么贵的药至少是应该和病人商量一下的。我总结出一条规律，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，医生通常都不在意价钱，如果是自费的，就算是几块钱，医生也会讲得很明白。听说北京又要改革医保了，大体思路是病人看病不花钱，由社保统一结算，据说这样每年可以节省很多钱，现在我也明白那些钱都浪费在哪了。
PS.那片药几个小时后有效果了，头疼，据说是发生概率在10%以下的副作用。有个同事跟我介绍经验，他说这毛病不能惯，当年他就是辣椒狂吃给吃好的，FT~
我与电影，是没有多么深的渊源的，在上大学前几乎是不能分别电影和电视的差别的，而大学四年中一次又一次的沉迷，也仅仅是将电影当作了止疼药了，电影也确乎有这样的功效，当我们沉寂在别人的欢乐和痛楚中，就愈发容易忘掉自己。
4月2日，从上海传来消息，著名的卡夫卡·陆因车祸逝世，这里的著名是别人加的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影评人，多以苛责、批判的姿态出现，当然，我很敬佩他，这种敬佩稍稍与喜欢不同。现在，我知道了他是那么的著名，而他的死又是如此突然，我有些觉得恐惧，读了他的文章，就仿佛作了他的朋友，可是他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走开了，离开了喧嚣的城市，招呼都没有打一个。
我的一位同学曾对我说，如果你都说自己不会写字，那普天下就没有人会写了。我哪里就能够得上这样的评价，我向来都没有以写字者的身份自居，一直以来，我只是想做一个电影爱好者，可是生活的压力和自身的不坚定没法成全自己，想想又有好久没有看电影了，即便看了，也说不出有些什么感受。卡夫卡·陆离开了，我还在这里，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，而偏偏留下我这样的庸才、蠢才继续瞎折腾吗？生活中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而这些事情，未必都是好的。
我一般都有看同一首歌的习惯，虽然有时看得我想打人，但还是作为习惯保留下来。晚上放的是“同一首歌 走进韩国”，一般来讲，同一首歌的主持人都会问观众喜欢听什么歌，想见到什么明星啊，然后故作惊喜状，说某某明星来现场了，然后就是唱歌。最近还有一种趋势就是请当地的党委书记讲话，这次去韩国倒没有把陋习带过去，没有把人丢到国外去。不过这一次也是看得我最想打人的一次，比那次“同一首歌 走进白村”还想打，真是莫名其妙，唱到最后我都搞不清哪些是中国人。最让人不解的是，凭什么最后要唱友谊地久天长，没有同一首歌的同一首歌还能叫同一首歌吗？
后来小炜哥说韩国人是挺能歌善舞的，我说，少数民族都那样。
4月15日是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放门票预订的日子，每个申请人订票数量是有限制的，开幕式和闭幕式每人限一张，其他比赛略有放宽，我除了开幕和闭幕之外，只订了2张女子跳水、3张女子体操，算下来还是蛮贵的，不过这只是预订，后面还要通过抽签程序确定门票的分配结果。
我本来对运动是没兴趣的，即便是百年一次的中国奥运，可我一向看不惯黄牛党的恶行，所以才决定自我牺牲，做一回票贩子。为不影响首都人民的光辉形象，此次门票只卖熟人，比如同事、同学、朋友之类的，每张票加五百，要是卖不出去，我自个去看，使个分身术，一个变成三个，也不算浪费门票。
话说回来，现在不喜欢运动，保不准明年这个时候怎么样，先把票弄在手里，也好过到时候花高价从别人手里买。退一万步讲，可以把老爸、老妈接来北京，让他们也看看，这样说来，我的票是买少了啊。
好老的一个笑话，有个科学家到了南极，那里有100只企鹅，冰天雪地的也就只有企鹅，于是科学问这些企鹅整天干什么，第一只说，吃饭睡觉打豆豆；第二只说，吃饭睡觉打豆豆；一直问到第99只，都说吃饭睡觉打豆豆。等问到第100只时，那企鹅说，吃饭睡觉。科学家觉得奇怪，就问，你怎么不打豆豆，企鹅答，我就是豆豆。
如果以严肃的态度来看，这个故事就沉重了。每个人除了吃饭睡觉都要找点事情做，也不是说豆豆就好欺负，也不是说其他的企鹅有多邪恶，总之就是闲着要找事情做，于是就有了一项娱乐活动叫打豆豆。或许这就可以理解成一种集体无意识，个体的感受被完全的忽略了，而并不会有人觉得有何不妥。
活得有些烦了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，也搞不清是在打豆豆还是被打，况且我不想打豆豆，因为没那么无聊，可是真的害怕就此沦落成豆豆。人生总是要有第三件事情要做，究竟是什么，如何去做，人，当开始思考生活时往往就会有种优越感，可若干年之后，会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以前怕给别人当枪使，现在怕当别人的棋子，到头来才知道，一切都是虚耗，还是趁年轻跳出“打豆豆”的怪圈，当生活充满了勾心斗角、欺骗谎言，真是比世界末日还恐怖……
